我们常说的“上报四重恩”中第一恩就是报国家恩。任何一位国家的公民都需要爱国和拥护国家的尊严。自古以来，每个国家都想强大、富强，其基础就是需要我们每个生活在国家这个大环境中的公民们团结、友爱，各民族之间和谐共处。只有一个国家团结了，人民才能过上安定祥和的生活。只要国家一日不安定，处于内忧外患的政治、经济、战争所困扰的动荡时期，老百姓就必定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每一个人的作用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是相辅相成的。
根据佛教《四分律》等律典记载，曾有弟子要到国外印度境内的列国去讲经说法，（列国：某一时期并存的各国，比如中国战国时期并存的那么多国家,可以统称列国。）到佛前请示教诫，佛告诫弟子们要“遵守国法”。
中国历代高僧大德，没有一个不爱国爱教的。中国佛教历史上最伟大的佛学家、翻译家、旅行家和文化交流家，被鲁迅先生誉称为“中国的脊梁”的玄奘法师（600—664），就是爱国爱教的典范，他在印度生活学习长达17年之久，名震四方，被当时的大乘尊为“大乘天”，被小乘尊为“解脱天”，为祖国膺得了崇高的荣誉，当时印度戒日王极力地挽留他，但是他拒绝了，最终回到了祖国，致力于翻译经典和创宗立说的活动，应唐太宗之请，著述《大唐西域记》，以利于唐朝的发展。还有法显、义净法师等，他们不仅取经，还从南亚诸地取回中国所无的稀珍什物以及蔬果植物种子等，蕃衍至今。
太虚大师一直具有高度的爱国热情，抗战期间，身为当时佛教领袖的他带领中国佛教界积极投入抗日救国大业。七•七事变前，太虚大师撰文指出，中国想要不被吞并或分割，对于“外来的强邻侵逼，尤非武力抵抗不为功”。他明确地指出，佛教徒虽说反对杀生，“但当侵略者破坏国家伤害人民时，则任何人皆负有抵抗之义务，为正义而引起战争惨杀，虽甚遗憾，然实不得已之事”。
十三世达赖喇嘛，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在外敌入侵、祖国危难的关头，十三世达赖喇嘛驻京（南京）代表贡觉仲尼、九世班禅大师驻京（南京）办事处处长罗桑坚赞、西康诺那活佛等旅居南京的康藏人士，奋起成立了“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召开会议并发布“告全国同胞书”，表示：同人等籍隶康藏，万里来京，大义所在，不敢后死。
面对外敌侵略，这些前辈、高僧们已交出了一份足以告慰先人启迪后者的出色答卷，这份答卷是用鲜血和生命，用爱国精神和佛法智慧共同谱写的。
在《大乘本生心地观经》中佛陀教导弟子们要知恩报恩，他说在世出世间中有四种恩德，需要我们去报答。这种四恩就是：
“一、父母恩。二、众生恩。三、国王恩。四、三宝恩。如是四恩，一切众生平等荷负。”
这四种恩德是一种客观存在，不管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平等蒙受这四种恩德，都在受赐于四恩。既然我们都荷负四恩，就应该知恩报恩，报效父母、师长、国家、社会乃至全人类是我们不容推诿的责任。其中报国王恩，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报国家恩。因为在古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国王就是国家的代表，国王是一国之主，所以报国王恩就等于报国家恩。
现在已是21世纪新时代，有国王的国家已经不多了，而且现在的国王和历史上的观念也有所不同。所以有人就把四恩的第三恩“国王恩”直接改为“国家恩”或“国土恩”。但无论是“国王恩”还是“国家恩”，都是要求大家不要忘掉国家的恩德。因此，作为佛教徒不仅要爱教而且要爱国。报四恩简单地说，就是要求每一个佛教徒要爱国爱教。
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佛教虽然无国界，但是和平稳定，富裕繁荣的国家是佛教众生修行的基础。
一直以来人间佛教基本理论就是改善人生、贴近生活、爱国爱教，团结进步，发杨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度己度人，行善布施的利国利民精神。正确认识爱国与爱教的关系。作为佛教徒自然爱自己信奉的佛教，然而没有国，哪有教？爱教同爱国是统一的，发菩提心去利益国土中的众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