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教寺之殇 “护国”千年“护寺”维艰

编者按：兴教寺又名“护国兴教寺”，玄奘大师的不朽精神激励着一代代兴教寺僧众恩报国土，心系苍生。本文作者哲学博士单春华，为我们系统阐述了兴教寺千余年的护国风范。作者同时指出，就是这样一座屹立千年，延续佛教命脉、民族文脉的古刹，却要倒在和平年代的一纸纸冷漠公文、荒唐政令、贪婪项目和无良舆论中！兴教寺护国千年，护寺维艰。在此兴教寺危难之际，我们不吝以最深切的悲恸和对民族文化、古老信仰最真切的关怀奉劝有关部门，头脑发热、急功近利之时，请为民族之长远生息计，请为国家之安定和谐计。

早年的兴教寺（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及今一片乌云横山口，风雨欲来灯将灭。若不汇清，待明年，山道如阙车马稠，脂粉如熏夜光醉。那般时候，因缘不就，相聚无期，谁个来问西来大意？都做些无明业障，永处轮回，无有出期！”

一段兴教寺水陆法会的上堂法语，道尽天下佛子内心之悲恸与愤慨。

在这个多事之春，兴教寺的安危日夜牵挂着每一位佛子和关心传统文化、崇敬玄奘大师的人们。此前已被网友揭露的西安当地部门关于“兴教寺申遗”的谎言和猫腻又再次被搬上媒体，拼凑以新的诡辩，欲掀起新一轮对大众视听的混淆，以便为“驱僧夺寺”继续制造舆论的合理性。

当然，越来越多的信息表明，无论官方用什么手段粉饰其商业开发的目的，都不过是在欲盖弥彰。更为重要的是，离最初所定的申遗大限5月30日已经越来越近，保护兴教寺迫在眉睫！

太虚大师亲题的闻慧堂（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兴教寺护国，谁护兴教寺？

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

这是大乘佛教菩萨行的最好写照，用在兴教寺僧团身上再合适不过。对于网上流传的一段兴教寺僧的对话，朋友不吝以“白色恐怖”来形容。可以想见，僧团时时面临着头顶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落下的危险，被人掐住了喉咙，不得出声。但即便被禁言，仍然有僧人勇敢站出：

“如果我人间蒸发了，你就放一场焰口为我招魂。”

这来自佛教界特有的无畏与幽默，却看得人心中感慨万千。

他们就是这样一群生活在拆迁事件夹缝中的主体，倍受外界关注，却被死死钳制。可即便被封锁了喉舌，兴教寺僧人们依然在雅安地震后为灾区举行祈福法会，继续顶着压力，将一年一度水陆法会护国息灾的祈福声传递到众生心中。

兴教寺又名“护国兴教寺”，“护国”之名虽是后起，但一直是兴教寺的悠久传统。

唐总章二年（669），高宗日夜望白鹿原，思慕已逝的玄奘大师，将玄奘灵骨移葬于少陵原畔，起建灵塔，名“大遍觉”，又建寺，名“兴教”，祈愿玄奘大师之灵护佑佛教兴盛久长。

兴教寺为护持玄奘大师灵塔而建。大师一生，舍身忘躯，乘危远迈，杖策孤征。而天竺学成，虽有功名荣禄可享，毅然不舍故园，万里归国，集贤译经，开宗弘教，启兹后学，可谓“引慈云于西极，注法雨于东垂，圣教缺而复全，苍生罪而还福。湿火宅之干焰，共拔迷途；朗爱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只千古而无对”的民族脊梁。

玄奘大师的不朽精神是兴教寺之魂，是一代代兴教寺僧恩报国土，心系苍生的无上典范。无论是风雨飘摇时还是盛世和平时，佛弟子的爱国情怀从来都是佛陀本怀的延续。

从寺院诞生之日起，塔寺形影相吊，一路走过千年，期间寺院屡历兴衰，曾有“塔无主，寺无僧，游者伤目”，“败垣惊变相，残碣绣苔痕”的荒凉，也有“殿宇法制，精密庄严”的兴盛，而慈恩三塔成为寺院中唯一屹立千年而不倒的圣物。

民国时期兴教寺得到了前后五次的保护和修葺。其中民国二十一年（1932），国民党朱子桥将军于陕西赈灾期间，捐资修缮兴教寺及寺塔，并雕刻玄奘、窥基、圆测像。民国二十八年（1939），抗战期间，国民党元老程潜将军再次倡议修葺兴教寺，并电明中央，在兴教寺前冠“护国”二字，以示护卫国家，振兴佛教之愿景。后得政府批准，兴教寺正式更名为“护国兴教寺”。

当时倡议修寺的还有国民党中常委张继，并在国民党内进行募捐，上至蒋中正、白崇禧、李宗仁、阎锡山等要员都悉数解囊，“或倡修周陵以振兴中国文化，或倡修茂陵以表现中国民族尚武精神，皆示国人以反本自奋为救国图存之地”，“又出其余力，倡修慈恩塔院，盖以佛法救正人心，拨□反治之本原也”，联合信众捐款共同修建了大雄宝殿、藏经楼、山亭、山门、僧寮、院墙等建筑，共耗资127006圆。

伴随着寺院修复的正是西安地区的佛教复兴和抗日爱国运动的不断深入。民国二十年（1931）十月，康寄遥居士和杨虎城将军邀请太虚法师来陕西讲学，开慈恩宗寺创立大会，太虚大师被选为宗长，兴教寺住持妙阔法师担任副宗长。太虚法师大力弘扬法相唯识学，使西安佛教界出现了自唐末以来少有的崭新气象。妙阔法师和康寄遥，朱子桥居士积极在慈恩寺创办慈恩学堂，后来迁到兴教寺进行办学，这成为民国时期陕西佛教振兴历程中最为光辉的的一页。

抗日战争爆发后，西安佛教界以民族大义为重，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积极参加了各种抗战活动。民国二十六年（1937），妙阔法师发表抗日声明，谴责日寇侵华罪行，呼吁人民和僧伽应积极参加抗战。8月12日，康寄遥发表了《佛教徒怎样抗敌》，主张佛教徒应该以佛教教义，积极参与救护，慰劳，募捐和宣传等各项抗战活动。后来又出版刊物，组织佛光纺织厂，为抗战提供布匹等。在八年抗日战争期间，兴教寺曾多次举行过护国息灾法会等佛事活动，祈祷抗倭战争胜利，追悼阵亡将士和死难同胞。

康寄遥在社会慈善事业方面也尽力为之。他曾担任华洋义赈会陕西分会会长、华北慈善联合会主任监事等职，长期主持陕西赈济工作。他所主持的佛化社既是一个佛教居士团体，也是一个佛教慈善机构，曾兴办百善成就会，社内还附设有医药室及育幼园、贫儿园等，收容各地孤儿；与佛教会合办难民收容所，收容大批难民；灾荒年份，还经常派人到灾区施粥饭、施种子。

妙阔法师和诸位居士的爱国义举，受到政府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好评，也成为西安佛教复兴的重要原因，最终使兴教寺成为民国时期西安南郊最为严整宏大和最有影响力的寺院。

建国以后，且不论兴教寺作为慈恩祖庭，在弘扬玄奘精神、世界佛教交流和外交工作中所发挥的积极重大影响，仅仅是寺院僧团在经历了种种社会变革后依然守护祖庭，护卫祖塔的行为，便是玄奘大师爱国精神的最佳延续和佛子报国土恩、众生恩的实际行动。

就是这样一座千年屹立的寺院，一座延续着佛教命脉、民族文脉的古刹，没有倒在炮火之下，没有倒在文革之中，没有倒在历史的荒烟蔓草间，却要倒在和平年代的一纸纸冷漠公文、荒唐政令、贪婪项目和无良舆论中！这一座爱国护国的古刹，谁来保卫？谁来护持？

保护兴教寺即保护佛教

风口浪尖中，兴教寺“被沉默”，但善与恶的力量一直在博弈。了解了真相的人们深知，保护兴教寺，不只是保护一座寺院不被权力和利益左右。保护兴教寺，是在护持佛法，是在保护汉传佛教的命脉。

首先，兴教寺是佛教的寺院，是合法的宗教活动场所。借各种名义行“驱僧夺寺”之实是对佛教合法权益的直接践踏。尤其是为了地方财政、个人政绩等世俗利益，将兴教寺及寺塔用作商业开发的道具，置于不伦不类的“展品”地位，更是对佛教信仰的严重亵渎，对寺院僧人正常生活修行的直接干扰。

即便是“申遗”，兴教寺塔首先代表着佛教这一特殊的文化。佛教并不是死去的古董，而是延续至今，并且必将传承至未来的鲜活信仰。在这里，兴教寺塔的生命、玄奘精神的生命和佛法的生命正因为兴教寺和僧团的坚韧存在而得以延续和传扬。如果拆了僧房，赶了僧人，只留三塔，做了商业开发，只要空壳，不要灵魂，那就是硬生生将佛教鲜活的生命传承截断，那就成了“腰斩”佛教未来的罪魁祸首。

其次，兴教寺事件并非孤立，兴教寺是当今佛教“经济法难”的典型。兴教寺事件的持续发酵折射出佛教受到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非法侵害的严重程度已然不容小觑！

所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兴教寺事件牵扯出的诸多触目惊心的陈年旧账，而此前大众根本不会了解佛教在文革以后遭受的种种无理侵害以及栽赃陷害到了何种程度，也根本没有机会了解就在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之光天化日下，觊觎佛教利益者打着种种旗号，化作一只只巨大抓手要把佛教从它的净土中拖出来为这个日益浮躁的俗世所利用，为他们的贪婪背黑锅，为他们挖祖坟、坏文化的行为做垫脚石。在表面的“发展”下，佛教正在被“物欲”的疯狂扩张一点点蚕食，而且吞食得那么“理所当然”。

君不见，文物部门以种种蛮横态度霸占理应归还给佛教的寺院，抢夺已经由佛教界收回的寺院，利用寺院的空壳收费经营，买卖租赁，谋利敛财。君不见，地方当局打着佛教的主意，处处将寺院、圣物、僧人乃至佛教教义当成可以利用的“商机”，把佛教当做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花瓶、小丑乃至提款机，随意玩弄，耍尽手段，谋取暴利。君不见，假僧遍地，伪寺猖狂，佛头着粪，佛脸刮金，少林遭谤，法门蒙难，更有兴教，危在旦夕。

仅从这次兴教寺事件来看，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和利益链条赫然浮现，兴教寺不过是他们手下的一枚“马前卒”，背后则是精心蓄谋已久的借佛敛财计划。这个计划，前有法门寺景区作“成功”案例，后有长安区八大寺院、四大祖庭被纳入名单。一旦兴教寺“被申遗”成功，那么就多了一个“成功先例”，寺院景区化、恶俗化、“被承包”、“被上市”等恶行就会更加肆无忌惮，而后起的效仿者也更有了“作恶不受罚，世人奈我何”的猖狂理由。

今天，若一座兴教寺被拆，明天可能就有千百座兴教寺被拆，一座寺院的失守，意味着一片片佛门净地的失守。未夺走的寺院要一座座看护好，已夺去的寺院要一座座收复，有危险的寺院要一座座坚守。拆寺院是反宗教、反信仰，护寺院是尊重宗教、保护信仰。保护兴教寺，就是保护佛教的今天和明天！

护佛教即所以护国护民

昔日“庙产兴学运动”，社会误解佛教的存在有害于生产，欲提拔庙产来兴办学校，以为可以发展教育和实业，护国护民。现在佛教遭受“经济法难”，同样是出于对社会发展的错误认识和对佛教的无知。

有人为借佛敛财者辩护：一些地方政府以“文化立市，旅游兴市”的思路，建设区域热点，抬升土地价格，从而获取“土地财政”的盈利空间，就成为当地最切实可行的理性之选。

“旅游兴市”、“发展地方经济”，多么“利国利民”、正当合理的理由。但，一味打造样板形的“国际都市”、“XX名城”是否真正符合社会与民众的利益和需求？单一的经济发展是否应该高于一切甚至于要抹杀一切？尤其是要以牺牲他人的宗教信仰为代价？

过去多年里，“暴发户”式只顾物质财富增加，忽略精神人文、人心人性的粗放模式早已酿造了一个个非常现实的负面问题。在社会资源被不断开发殆尽之时，西安政府不深入分析和总结城市发展后劲不足的多方面因素，不认真学习传统文化，不尊重宗教特点，而一味热衷于最大限度地实现政治与经济的亲密结合，大搞权钱一体化，文化产业化，城市运营化，玩“空手套白狼”的游戏。其最终的结果是：GDP上去了，官员政绩上去了，但这一切最终要牺牲国家和老百姓的经济利益，更要牺牲民众的宗教信仰、优秀的传统文化来为经济的泡沫和官员的晋升铺路。

因此，所谓“旅游兴市”、“宗教文化旅游经济”、“寺院申遗”根本就是通过劫持他人的虔诚和信仰来攫取暴利。但这一笔巨大的精神信仰成本从来没有被做进官商政治那精心策划的账本里。用信仰换人民币、用文化换暴富，如此巨大的亏失，谁来买单？

以牺牲佛教信仰来换取地方经济的发展，这是一个错误命题。相反，真正要护国护民、利国利民，必须要保护佛教。

首先，佛教生产慈悲心，可以善民心、护民心、安民心，而民心是国之根本，是生产之根本，是长治久安之根本。

佛教是最和平，最与世无争的宗教，虽然不事物质生产，但教人五戒十善，助人离苦得乐，无时无刻不在从事着净人心，正是非，养善性，化世风，护安宁的实践，无时无刻不在给予社会大众清凉、平和与希望。北宋高僧契嵩禅师言佛教“上则密资天子之道德，次则与天下助教化，其次则省刑狱，又其次则与天下致福却祸”。北宋宰相张商英《护法论》赞叹佛教“小则迁善远非，大则悟心证圣，上助无为之化，密资难报之恩”。

佛教对民心国本的重要意义可见一斑。尤其在一味提倡物质生产，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今天，佛教就是一剂宝贵的清凉散，救物欲之偏，为人心降温，为越开越热的社会大车保驾护航。

佛教的“慈悲”精神与国家民族之长远利益最为契合。对此，民国守陪法师力书铿锵之词：“国之全体精神，在慈悲心。慈悲心，即国心。国犹人也，有心则生，无心则死。慈悲心对于国家人民之关系，概可知矣。”

又言“民之善心，为国之根本，亦即生产之根本。欲善民心，必仰仗于佛教，即佛教又为民心之根本矣。从此生产之道，可知佛教与国家人民，有彻底之关系矣。又可信护佛教即所以护国之言，非妄语也。”

生产慈悲心，生产民之善心，正是佛教最大的入世。看中国历史，但能尊重佛教、保护佛教、支持佛教的时代，大多政治清明，繁荣安定，佛教对国计民生多能产生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

其次，爱国是佛教的根本精神，护国是佛教的优良传统。

佛教徒常言“报国土恩，报众生恩”，常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这是来自大乘本怀的庄严承诺。

佛陀当年就用自己的证悟报答故土的民众，以实际行动护持祖国不受外辱，并一次次化解各国间的战争，宣导慈悲济世、护国保国的教义。

佛教来到中国后，继承了佛陀光照人天的爱国风范。佛弟子每每以爱国爱教为己任，在日常修行中不忘时时提点，更在国家危难之际，以大无畏之姿保家卫国。宋有“忠君护国”的大慧宗杲禅师，明有平定倭寇之乱的戚继光居士，清有虎门禁烟的林则徐居士，民国太虚大师于抗战时期发表护国演讲，号召佛教徒投身抗日救亡，出访海外，疏通抗战生命线滇缅公路，佛教界有“僧伽救护队”和“上马杀贼，下马念佛”的佛教游击队、佛门远征军……佛弟子虽有出世之志，但其爱国报恩之志顶天立地，护国之智勇不输各方，正如宗杲禅师所以“予虽学佛者，然爱君忧国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等。”

佛教徒之护国爱国的传统是“自利利他”精神的实践，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佛教大悲为源泉，是来自生命本真的无尽力量。故保护佛教是从全体大众生命的根本处出发来护国护民。

可见，保护佛教和经济发展不仅不会矛盾，而佛教的作用正可以补经济发展之缺，促进精神和物质文明的平衡，帮助维护社会人心的稳定，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幸福安康，使我们的国家长治久安，健康和谐。

在此兴教寺危难之际，我们不吝以最深切的悲恸和对民族文化、古老信仰最真切的关怀奉劝有关部门，头脑发热、急功近利之时，请为民族之长远生息计，请问国家之安定和谐计，请不要忘记大众内心的呼唤：“兴教寺是精神家园，请允许人的灵魂有个歇息的处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