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美学者薛涌：启蒙陷阱中的性学家李银河们

　　薛涌，旅美学者。先后就职于北京晚报、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现为波士顿Suffolk University历史系副教授。

　　李银河研究员不久前因谈论“多边恋”受到网民的围攻和谩骂。她在接受《青年周末》采访时，眼圈微红地说：“好心被当成驴肝肺，恩将仇报。我呢，是为你们在争夺空间，呼吁宪法要保护一个公民的性自由。然后你们来骂我。我在为谁争权利呢？我在为你们争权利呢！”
　　这种为别人“争自由”的道德优越感，来自两个传统。一是法国启蒙主义，其基本理念是：知识分子一旦掌握了“理性”，就垄断了对世界的解释权，一切传统习俗都必须根据这种“理性”来进行重估和改造。这一启蒙主义和中国本土的传统，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精神一拍即合。所以，“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强烈的救世主心态，一心为那些不懂得什么是自己利益的“愚夫愚妇”谋利益。无独有偶，类似的情怀在美国“新政”以来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中也非常流行。他们相信政府应该通过税收把大量资源从老百姓手中收上来，在他们这些有知识的人的指导下重新分配，建立一个“伟大社会”。中国改革开放时，自由派还主宰着美国的主流文化，女权运动、性革命等也开花结果。因此，在那个时代受教育的知识分子，往往综合了“五四”启蒙精神和美国自由派意识形态。李银河的性观念也多少是这样的知识传统的产物。
　　然而，这一传统自有其陷阱。有媒体说李银河“憧憬多边恋”，这也许不实。但她引用福柯的话，称婚姻和家庭使我们拥有的人际关系类型“少得可怜”，而“人性是无限丰富的”，多边恋、周末夫妻等的出现，反映了“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根据这样的语言，说她“提倡”多边恋恐怕并不离谱。她唯一提到的多边恋的副作用，就是得性病的机会增多。可惜，公众的愤怒并不是因为传染病的问题。她在这里未免避重就轻了。
　　更重要的是，李银河承认自己喜欢一夫一妻，觉得“三个人以上的性爱关系”和“一夜情”“都太闹腾了”。既然自己觉得这样“闹腾”，为什么用如此玫瑰色的语言来讲述多边恋呢？自己受不了，别人做就是有创造力吗？
　　显然，她在讨论多边恋时，回避了自己不做的原因。她更忽略了一个基本问题：感情需要双方的信任和责任。在大多数情况下，多边恋所获得的满足，与其带来的精神消耗、心理创伤相比，恐怕得不偿失。这大概也是为什么人类选择了婚姻的原因。
　　李银河所提倡的多边恋价值，和她自己的生活经验乃至所遵从的习俗相冲突。她实际上是在提倡一种自己不做的事情。这种双重标准是自由派的一个老问题。他们自以为用“理性”给别人照亮了一条路，但自己却不走。比如上世纪60年代末，美国麻省的自由派法官下令黑白混校，讲起来道理一大堆。一些白人中产阶级的孩子被强行送进了教育水准甚低、犯罪率甚高的黑人学校，而法官自己却把孩子送到了私立学校。这样的虚伪，至今还是自由派的污点。
　　既然李银河受不了多边恋，为什么不多讲一讲自己喜欢的一夫一妻的好处，讲一讲生死不渝的爱情？就算多边恋有许多好处，难道不是那些身体力行的人更有发言权吗？
　　李银河在这里掉进了启蒙的陷阱。她秉承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以“观念更新”为使命，无视习俗和传统伦理的价值。生怕自己的“理性”不彻底，和“旧道德”的决裂不坚决，赶不上时代的步伐。其实，当时许多李银河这一代的大学生，正是打着“观念更新”的启蒙爱情观、婚姻观，从农村突然考进大学后，把插队时认识的农村妻子心安理得地甩掉。李银河所提倡的新观念，同样可能会像当年那样，为一些不道德的行为提供包装。
　　在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中，中国的反传统知识分子逢道德必反，好像讲道德就是封建，就是压抑人性。中国的“长期贫穷落后”，也被归咎于太讲道德。这套话语，对如此的世风日下不能说没有责任。现在正是我们需要反省的时刻。“道德什么也不是”之说会误导天真的信徒。这样的理念如果真被接受，我们的人性会受到伤害，我们的社会也会为之付出代价。